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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微博聊天记录的证据地位终确定

作者: 搞笑社 发布时间: 2020年06月30日 11:28:35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1月6日,福建证监局公布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山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刘长江内幕交易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最终被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冠福股份”股票,并处以60万元罚款。

在这宗内幕交易案中值得一提的是,刘长江获取内幕信息的渠道之一是微信,其中还包括一条撤回了的消息,但这些电子信息都被作为证据。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规定》),就明确了微信等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可作为电子证据。

随后,“微信、微博聊天记录可作为证据”成为各大新闻平台的热议话题。实际上,微信、微博聊天记录作为电子证据在法律界中并不是新鲜事物,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形式开始出现。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电子证据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并发展起来的,此次《规定》明确微信、微博信息可作为证据是对司法实践的有力回应。而从传统书面证据发展到电子证据的这些年,困难和挑战依旧存在。

网聊记录作为证据并不少见

互联网时代,微信、微博、电商平台成了人们社会活动或市场交易的重要载体,其所载信息也在诉讼中成为了证据之一。

刘长江等内幕案中,在2018年5月22日之后两三天,刘长江与钢钢网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某锋口头交代了冠福股份收购上海山钢事项。

后来,刘长江与周某锋在微信上互发消息,沟通相关信息,周还让刘跟别人不要提及“这个关于并购的信息……这都是内幕信息”。随后刘长江对证券账户进行了相关交易并最终获利。

周某锋并非只向刘长江一人透露了消息。福建证监局同日公布的另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周某锋还通过微信把消息告诉了一位他手下的一位“80后”女员工任敏媛。

证监局关注了与周某锋微信语音聊天后“任敏媛”证券账户动态,最终认定任敏媛“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在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主任黄乐平博士看来,将微信、微博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其实在司法实践中早有应用,“现在很多人都通过微信联系,导致很多借贷纠纷也是通过微信证明。如果不允许用微信举证的话就意味着很多案子没有办法解决”。他强调使用电子证据用于民事诉讼已经相当常态化了,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企业不断增多,在涉及互联网相关机构企业或者从业人员的诉讼中,电子证据已经逐渐成为了主要证据来源。

电子证据范围不断明确

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陆续出现了以微信、微博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案例。

“自从微信、微博产生的时候就开始大量采用这方面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来使用了,只不过那时候没有突出将其列为电子证据形式。此次《规定》的颁布,标志着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正式在司法解释中确认了微信、微博聊天记录的证据地位。”黄乐平回忆,电子证据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电子证据就开始逐步在民事诉讼中应用,最早的典型的就是关于网站侵权、网络侵权案件。

2007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主要提到了电子证据的认定标准。

不久后,在死刑案件审查中“电子证据”再次出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十九条中,列举了“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

渐渐的电子数据独立的法定地位也开始确立。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将电子数据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2015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也明确指出,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上述司法解释发布两个月后,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的一起返还财务的案件,法院对于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作为证据予以采信。

这些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冯刚有了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